司马迁生年考证中的史料鉴别问题

赵生群先生《从〈正义〉佚文考定司马迁生年》（载于《光明日报》“历史周刊”第8期）一文考定：“司马迁的生年应该是武帝建元六年而非景帝中元五年”。对于赵文之所论，我有不同看法。本文不打算考证司马迁的生年，只想就赵文来谈谈司马迁生年考证中长期未能解决、且已对研究的深入构成障碍的基本史料鉴别问题。

司马迁的生年是景帝中元五年（前145），还是武帝建元六年（前135），在学术界争论了几十年。回顾这场旷日持久的论争，我觉得有两点较为特别，值得深思：其一，持不同观点的双方援以立说的基本史料（即《索隐》所引《博物志》和《正义》案语）完全相同。其二，双方研究思路同出一辙，都事先认定这条《博物志》是“最可信之史料”，认定《正义》的案断“亦当本《博物志》”。以这两项条件为前提，论者的注意力势必集中到如何弥缝《博物志》和《正义》记载司马迁年龄出现的“十年之差”上。这已成为考证司马迁生年的一种固定思维模式。赵文也是按此模式运作。然而，被当作司马迁生年考证的两项前提是否能够成立，必须经过鉴定考，此事则似乎被论者忽视了。

赵先生大概也意识到问题的存在，故其文着力点就放在申辩张守节案语中“推算司马迁生年的根据也是《博物志》”，出示《正义》佚文为证。他认为《正义》佚文和《索隐》引了同一条《博物志》，而张守节对《博物志》未予“驳正”，“不置一辞”，这“本身即是一种认同”。其实，问题远非如此简单。我提出两条相反的证据：⑴《博物志》记司马迁官名为“太史令”，而张守节坚持“（司马）迁官太史公”。在《史记》的《五帝本纪》、《自序》等篇《正义》中，张氏反复强调并列举《史记》原文作证，又指名驳斥韦昭、桓谭之说。⑵《博物志》记司马迁官秩“六百石”，而张氏则主“太史公秩二千石”，并驳臣瓒之说（《自序·正义》）。此皆不争之事实。那条记载所谓司马迁“官籍”的《博物志》居然连官名、官秩这等至关重要之事，在张守节看来都是错的，能说他会“认同”《博物志》并据以推算司马迁的年龄吗？

赵文谓张氏对《博物志》未予驳正，殊违事实。且不说上文所举张氏之说已是驳正《博物志》的“太史令”、“六百石”。就算这是间接驳正，我再举《正义》案语推算太初元年司马迁“年四十二岁”为证。我们不按前人的考证思路，转换一个角度来认识，《正义》的案语不分明是对《博物志》所记（元封三年）司马迁“年二十八”的直接驳正吗？（《正义》佚文对《博物志》文的节引，亦显示其针对性。）准此，张守节对《博物志》所记司马迁“官籍”持全盘否定态度。赵先生用《正义》佚文可以证明《索隐》引文的“年二十八”不误，却没有任何理由和证据可以证明《正义》案语的“年四十二岁”是错的，因为张守节推算司马迁年龄与《博物志》无关，根本不存在所谓《博物志》和《正义》记司马迁年龄“十年之差”的问题。张守节推算司马迁的年龄是否正确，我不敢轻下断语，但他必自有根据，然而张氏所据的材料已在三家注合刊时被删削。我们不仅失去了鉴定张氏说的宝贵文献，更失去了可能提供解决司马迁生年疑题的一条新途径，这是极令人遗憾之事。

张守节的案断不是根据《博志物》，为何引《博物志》呢？这是因为三家注原各自成书（《正义》晚出），张氏要驳正《博物志》（实是驳《索隐》），必出具其原文，否则，便无的放矢。至于《玉海》录的《正义》佚文，旨在存《博物志》材料而非存张守节说，此不言可谕。正因王应麟这种做法，将这条《正义》佚文的史料价值降低到只能“说明《索隐》引文正确无误”，仅此而已。赵先生把此佚文视为考定司马迁生年“直接的证据”，籍以推断《博物志》的可靠性，即证明司马迁生年考证的另一前提能成立，实无济于事。因为“《索隐》引文准确无误”，不等于所引《博物志》本身准确无误。